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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隱私法律邏輯，平臺采集和使用用戶隱私既要符合法律界限，又要事先告知用戶并征求許可。網絡隱私就像一把雙刃劍，法律需要保證的就是劍柄應該握在用戶自己手里。

　　▲圖/新京報網

　　最近，臉書(facebook)公司涉嫌濫用用戶數據事件引發全世界對網絡隱私的恐慌情緒。3月中旬，臉書承認，曾在2016年幫助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違規獲得了5000萬臉書用戶的信息。

　　與此同時，3月26日，百度CEO李彥宏在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關于“中國人很多情況下愿意用隱私換取便利、安全或效率”的言論也引發廣泛爭議。

　　對隱私問題，我國有多層立法模式

　　那么，用戶在大數據時代中的隱私權界限到底是什么?這就必須從網絡時代隱私權的法律邏輯談起。

　　民事法律層面的隱私權作為一種具體人格權，在性質上屬于絕對權和對世權。換句話說，就是除了權利人本人以外的所有主體，包括但不限于網站、其他網民、第三人等都是這種權利的義務主體。同時，隱私權作為民事權利也可以由權利人自己進行處分，比如，在網上公開自己的信息，授權給依法成立的征信公司獲取數據，還包括與平臺簽訂協議，為了自己的利益讓與一定權利內容等方面。

　　▲圖/新京報網

　　從網絡實踐看，網絡隱私的范圍很大，既包括用戶的身份信息，也包括網絡行為產生的數據。網絡身份信息涵蓋用戶實名身份信息、注冊信息和虛擬地址信息等足以精準到個人信息的數據，在法律性質上仍屬于傳統隱私權涵蓋范圍。至于網絡行為產生的數據信息，因直接或間接都無法精確到自然人，所以法律性質更像是知識產權。所以，以網絡實踐為基礎，在立法上，我國對隱私出現了多層立法模式。

　　一是，嚴格保護傳統隱私權——用戶個人信息，我國以擴張解釋的系列刑法修正案構建起隱私保護的最嚴厲底線。

　　二是，區分個人信息與大數據之間的關系，《網絡安全法》第76條明確了法律所保護的個人信息范圍，即“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信息”。換句話說，除此之外的數據信息則屬于大數據性質，不在隱私權保護體系范圍之內。我國《民法總則》在三審稿中，曾將數據信息權明確列為知識產權客體，后因數據信息與隱私權關系尚未得到立法明確界定，出臺時刪除了這一款，以待即將出臺的《個人數據保護法》再做最后定論。

　　三是，明確個人數據控制權。從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開始，到《網絡安全法》，再到《侵權責任法》及其司法解釋，都分別將用戶數據控制權作為人格權的重要基礎性權利。特別是201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啟的“一法一決定”執法檢查中，重申了用戶對自己數據的控制權，明確將賬號刪除權也作為執法重點，可見，最高立法機關對個人數據控制權的重視程度。

　　多層立法模式是為適應新經濟發展

　　從立法現狀的角度看，網絡隱私保護的法律邏輯在于三點。

　　首先，身份信息等敏感信息是法律保護最高等級，任何人觸犯都將受到刑事法律最嚴格的處罰;其次，對大數據等不可識別的隱私信息更像是知識產權，按照商業規則和慣例，以“合法性、正當性和必要性”的基本原則進行處理;最后，強化用戶對自己數據的知情權、控制權和處分權，確保數據權掌握在用戶自己手中。

　　多層級的網絡隱私法律邏輯，主要是為了適應網絡大數據經濟發展需要。大數據的來源與它的商業價值一樣廣泛，其中用戶數據是各個平臺最重要的數據源之一。用戶網絡行為到底屬于什么性質，決定著商業使用與隱私權之間的微妙關系。

　　網絡平臺采集用戶行為數據進行商業使用的合法前提至少有三個：一是未經用戶允許不得采集、使用和處分具有可識別性的身份信息;二是即便在征求用戶同意之后，也不得違反法律規定或約定過度化使用，整個過程必須遵循“合法性、正當性和必要性”基本原則;三是平臺在技術上和制度上，要確保用戶充分享有對自己數據的知情權、退出權和控制權。

　　臉書違規獲取數據侵犯公眾隱私權

　　按照這種法律邏輯，假如“臉書”事件發生在中國，會違反什么規定，又該擔何責?我們可以對該事件的幾個重要行為進行分析。

　　第一個行為，涉事機構——劍橋分析委托臉書進行數據調查，其目的在于預測大選結果，而臉書卻以“性格測試”為幌子，讓27萬用戶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提交了自己身份信息和社交信息。

　　▲圖/新京報網

　　第二個行為，臉書通過27萬參與用戶為渠道，獲取了他們超過5000萬的社交好友資料，并轉交給委托方。

　　第一個行為違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臉書對用戶進行了誘導欺詐，獲取他們個人信息目的不在于性格測試研究，而在于政治選舉預測。這就直接導致用戶授權屬于“偽授權”，換句話說，臉書違法獲取用戶個人信息數據并以商業模式轉讓給第三方。

　　第二個行為違法之處更為明顯，參與測試的只有27萬用戶，而臉書獲取的個人信息卻超過5000萬個。也即，絕大多數用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個人信息被臉書伙同其他“好友”非法轉讓給第三人，這是典型的侵害個人信息犯罪的范疇。

　　按照隱私法律邏輯換個角度，假設臉書從最開始就明確告知用戶參加的項目是什么，所搜集、處分的信息類型、用途、期限等明確告知用戶，經用戶同意后再行處理的話，這個事件的性質就會大不一樣。

　　企業獲取數據前提是用戶知情

　　而李彥宏關于“隱私換便利”的言論，之所以引發網友反彈，則在于大多數時候，他們是不得不讓渡自身某些隱私來換取便利、安全或效率。

　　按照上文的法律邏輯，平臺采集和使用用戶隱私既要符合法律界限，又要事先告知用戶并征求許可。如果用戶知情并“愿意”這樣做，用隱私利益換取安全、效率和便利，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我們使用車載導航系統，用導航前提是平臺知道我們的具體位置隱私，一旦車輛發生碰撞等意外，有的互聯駕駛系統會自動報警或通知家人。而家人的電話號碼或車輛突發事件都屬于隱私，為了用戶安全考慮，在事先征求用戶同意的基礎上，用“隱私有條件地換便利”也未嘗不可。

　　但是，同時，平臺利用用戶隱私需要基于用戶利益和遵循用戶協議。互聯網免費經濟時代中，網民免費使用絕大部分網絡服務的基礎，在于平臺可以通過精準廣告等大數據模式獲取商業利益。在用戶許可的情況下，讓渡隱私權中安寧權的一部分，通過接收廣告等方式支付網絡服務的“對價”，讓免費使用服務的用戶也變成消費者，受到更好的法律地位，這就是互聯網經濟的實踐現狀。

　　當然，我們強調隱私保護，也不是去否認網絡的商業邏輯，而是必須遵循隱私的法律邏輯。網絡隱私就像一把雙刃劍，法律需保證的是劍柄應該握在用戶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