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數據泄露持續發酵，誰來拯救幻滅的用戶?
扎克伯格曾表示2017年是“艱難的一年”。顯然，他還未曾料到，2018年將會對他更加不友好。Facebook的用戶數據泄露事件還在持續發酵。
而現在看來，最大的問題不僅僅在于觸動用戶的個人信息隱私之后厘清誰是罪惡之源，而是當所有責任落定之后，如何面對那些已經不再抱有幻想的用戶。
如果說Facebook這場“災難性的流程失敗”，是催動一個龐大的科技公司進行自我檢視和修正的導火線，那么隨著這樣一場不受管控的心理實驗迎來最后的揭示，是那些被“實驗”的用戶才似乎終于有機會在Facebook史上最大規模的數據“泄露”的危機中反應過來，自己一直沉湎其中、難以自拔的社交網絡，其陰暗面竟與自己如此接近。
而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在啟發用戶思考如何才能在數字時代更好地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從那些令人上癮的社交媒體中解脫出來。
曾經為了享受科技的便利而輕易交付的那些個人信息，現在回看起來，有一點像是那種與魔鬼簽的協議，因為相似的是，我們都在一開始只樂于收獲現時可及的好處，而對之后自己要為這個即刻上癮的科技產品付出的代價知之甚少。
這樣做的后果就是，用戶似乎在以一種極其寬容的態度給那些科技公司發出了這樣一個信號：允許那些技術設計者們的創新之初帶有一點可以被寬恕的破壞性。但是沒有人知道誰該對后果負責。
也就是說，技術創新的弊端很輕易地就在某種心照不宣的情緒中被略過了，并且在引發嚴重后果之前，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正是這一點一滴正常到幾乎可以被忽視的誤差，最終導致了完全偏離初衷的后果。
曾是Facebook和谷歌的早期投資人的風險投資家羅杰?麥克納米認為，來自當下互聯網平臺的威脅，主要是由廣告商業模式造成的不當激勵、主管高管糟糕的判斷力以及監管不力造成的，
同時他提出，那些靠廣告支撐的平臺應該像酒精和香煙一樣接受監管，設置年齡限制和警告標簽。
套用在此次Facebook的數據泄露事件也很受用。
盡管比起煙酒，技術平臺的導致用戶上癮的因素更為復雜和多變，每一個普通用戶所擁有的認知和選擇的能力也更為有限。
扎克伯格已經承認了，Facebook在2015年第一次發現數據泄露時沒有告知受影響的用戶，這是一個錯誤。但這個錯誤直到2年后才露出苗頭。
事實證明了，這就是一個被管理者所弱化和過濾掉的重要信號，因為比起承認自己的過失，顯然把過失認定為可接受的風險，繼而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以適應新的變化看起來似乎更容易被接受。
今年年初，Facebook調整信息流，宣布會把重心更多地放在有意義的社交連接上，而之前也已經試圖通過解決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問題，包括假新聞、不當信息和選舉誠信等來實現自救。
但是無論是調整內容推薦系統還是減少用戶使用時長，實際上都未曾試圖改變平臺信息高度的壟斷優勢，或是對在線廣告商業模式的本質產生任何動搖。
社交網絡依舊在發揮正常且有效連接的同時，一步一步走向了失控。源自Facebook上那些確確實實都經過了用戶的“同意”的個人社交數據，終于還是被用在了最令人擔心的地方。
由廣告商業模式造成的不當激勵意味著，衡量商業成就的標準不太可能以犧牲原本的技術積累和優勢為代價，將所謂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放在首位。
小扎表示，針對此次數據濫用他愿意就美國政府的任何相關調查作證，他不反對他的社交媒體公司受到監管，而如果要出臺監管，自己希望能看到“正確”類型的監管，比如效仿電視廣告，對在線廣告出臺更多透明度相關規則。
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更新迭代，具有一定滯后性的專業法規政策也未必能在某種商業模式失靈的時候起到應有的緩沖和保護。另外對于那些過于龐大的科技公司，要對它們過于強大的技術權力進行必要的束縛，還需要不斷地升級和更像監管方式，而這并不容易實現，這個過程也必然會很艱辛而漫長。
同時，對于那些大型科技公司來說，出于盈利的目的，在大的危機真正爆發之前，要讓一個如此龐雜的科技公司停下來，對自己所管理的組織進行檢視，或是在自己賴以為生的業務如日中天的時候去思考復雜的社會因素以及聽取反對者的意見，這怎么想，都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決定。
就像小扎說的，Facebook的錯誤在于沒有守護住它的用戶，但是更為致命的是，比起歸咎于本來就別有用心的某個利益團體，顯然那些看似保持無辜中立面目的科技平臺顯得更加面目可憎，也更容易激起來自那些被欺騙的用戶的情緒宣泄。
如果把技術進步比作是創造性的破壞過程，那么當技術權力的影響和破壞性變得越來越大的時候，個體逐漸淪為馴化機器學習的一部分養料，科技的本質不再是為我們所用，而我們似乎才是被科技所“享用”的對象。
所以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個體也有必要更新自己的角色認知和定位，至少不是只有在出現問題之后，才意識到自己竟然也是那些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個。
在硅谷精英中曾有一部分不滿互聯網生態中“注意力經濟”的異見分子，他們選擇限制自己使用那些由自己親手打造的令人上癮的技術產品，更是選擇將自己的子女送到禁止使用手機、平板這類電子產品的精英學校里就學。
作為科技先行者，他們自身也未必能夠全然擺脫對科技產品的依賴，但是他們能夠給到我們的啟示在于，面對技術我們并不是無能為力的弱勢者，無論我們是否最終選擇戒掉科技設備，我們都應該對技術并非價值中立，或者是科技的另一面有更清晰的認知。
既沒有個人賬號，也沒有廣告需求的馬斯克毫不客氣地在這個時候對Facebook“落井下石”，既刪掉了賬號當了回“真男人”，也蹭到了比花錢買廣告更有效的熱度。
而對于那些已經在社交網絡建立起有價值的連接，投入了大量情感、時間甚至是金錢的人來說，也應該還是會繼續留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李彥宏在剛剛舉行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指出，百度在當下會更加注重隱私問題，而中國人更加開放，對隱私問題沒有那么敏感，很多情況下他們愿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此前他也談到過，中國在傳統產業相對比較落后的情況下，對于新技術的接受程度比美國要高。
用戶隱私和數據商用的邊界還在試探的過程，接受度高確實減少了數據利用的阻力，提高了科技適用的便利程度，但是這并不足以成為對用戶隱私保障過于樂觀的理由。
Facebook這場史上最嚴峻的危機能夠給予的啟示在于，當下最熱門的那些社交平臺有朝一日可能都會消失消失，但毫無疑問還是會有新的社交平臺出現，而用戶也在隨著平臺的更新而在迭代，也許，社交網絡未來最敏感和嚴苛的“監督者”和“審判者”有極大的可能出現在這些留下來且能夠重新控制設備，真正讓科技為我所用的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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