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城市間“軍備競賽”上演了，武器不再是基建和招商，主角也不只是“北上廣深”，誰都有信心分一杯羹，拐點要來了嗎?

　　雷軍在業內被稱為“勞模”，在金山打拼的時候每天工作16個小時，創立小米后依然每天12個小時，一周工作六到七天。2017年4月7日周五，雷軍忙完一天工作，坐最晚班機飛赴武漢，參加第二天上午武漢市政府組織的一場活動。讓雷軍意外的是，竟然有一群人比他還拼。

　　“還沒到武漢，五個區委書記就已經和我取得聯系。最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凌晨一兩點的航班到達，在機場接我的是武漢市委常委、組織部長。”20多年的商海生涯，雷軍顯然不是和政府打交道的新手，但這樣的陣仗還第一次見識。翌日活動主題也別開生面——武漢市招才局成立大會，不是錢財的財，是人才的才。祖籍湖北仙桃、武漢大學杰出校友雷軍被聘為首批招才顧問。

　　顧問這個頭銜聽上去有些虛，但負責的工作是實打實的：借助超強個人IP，推薦優秀的人才回到武漢、選擇武漢發展。雷軍在隨后四個月里先后率領小米、金山、順為團隊趕赴武漢，前后一共七趟，敲定小米武漢總部落戶有“中國光谷”之稱的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東湖新區)，并稱未來幾年會在武漢投資超過200億人民幣。

　　不管是行業大佬積極回鄉建設，還是招才局在傳統組織架構中橫空出世，這些都只是武漢整個招才引智大戰略中的戰術。從去年開始，武漢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才爭奪戰，目標鎖定在大學生、行業領軍人才和海外精英。不只是武漢，幾乎同時開啟搶人模式的還包括成都、南京、蘇州、杭州、西安、青島等地，開出的價碼包括但不限于零門檻落戶、購房租房優惠、各類補貼……

　　“21世紀什么最貴?人才!”這句十多年前風行一時的電影臺詞在今天有了更真實的寫照。然而，為什么是現在?為什么是這些城市?人才的流向會不會發生變化?如何評價可能出現的變化?真正雇傭人才的企業在其中又扮演怎樣的角色?

　　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走訪了主導這輪人才爭奪的各地政府、觀察這一議題的專家學者、身處其中的企業以及一個個可能因此重新考慮職業規劃的年輕人。不同的立場帶來截然不同的觀點，因此也讓這場大戰有了不同視角的看點。

　　進擊的“新一線城市”

　　城市排名總是一個抓人眼球的話題，隨著近年深圳的強勢崛起，老牌一線城市“北上廣”擴容為“北上廣深”，甚至進一步提煉為“北上深”(2017年深圳市GDP突破2.2萬億元，一舉超越香港和廣州)。一線之外，同樣熱鬧——“新一線城市”、1.5線城市、強二線城市，林林總總，名目繁多，暫且引用上個月剛剛出爐的“2017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榜單根據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未來可塑性這五大指數進行加權排名(圖1)。其他各類榜單也大同小異，呼聲比較高的“新一線城市”以成都、杭州、武漢、重慶、南京、天津、蘇州為主，其中天津和重慶是直轄市，杭州、蘇州、南京又都受惠于長三角地區的輻射效應，成都和武漢這兩大內陸城市的崛起尤其值得關注。

　　榜單排名更多是輿論關注的投射，真正讓這些城市有機會晉級的，是逐漸形成合力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往小里說，是以“北上廣深”為首的一線城市在高速發展中有些走形，首當其沖的是房價，不管用房價收入比、租售比還是其他通用的衡量指標，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遠遠超出相當部分城市人口的承受能力，尤其對于那些剛畢業或者工作了幾年考慮定居的外地年輕人來說，收入的增速遠遠落后于房價。高房價帶來的陣痛傳導到了企業，任正非就抱怨深圳這幾年房價太高，直接推高了雇員成本。2016年華為累計凈遷出深圳人數超過一萬人。58集團CEO姚勁波去年底首次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北京兩會，姚勁波說北京的現實狀況是，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在北京奮斗，但在30歲到40歲的黃金年齡段選擇離開北京、回歸二線城市，子女就學、住房需求是導致這些黃金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除了房價這座大山，不開放的戶籍制度變得更加嚴格。從2014年起，落戶北京的“進京指標”逐步趨緊。2015年北京市對高校應屆畢業生的引進指標不超過9000人，2016年只減不增，2017年引進非北京生源畢業生實施“總量封頂”，在近年來每年控制在1萬名以內的引進名額基礎上繼續大幅縮減。上海也在嚴控人口，自2015年起，上海的流入人口持續轉負。國務院剛剛批復的上海市總體規劃顯示，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將控制在2500萬人左右，而上海早在2013年就已突破這一數字。廣州同樣也在控制城市規模，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以內……

　　外部因素，往大里說，則是整個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轉型升級，過去靠投資拉動的模式見效越來越差，以消費、服務、技術升級為主要特征的第三產業占比在GDP中占據了半壁江山(圖2)，參照國際經驗，這一比例還將繼續提升。

　　這意味著，支撐第三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將成為稀缺資源，第一、第二產業所需的核心要素以土地、資源、密集而廉價的勞動力為主，今天的中國已從短缺經濟走向過剩經濟，人口紅利也自2012年起開始衰退，更高的產品附加值、更先進的技術、更廣闊高效的服務網絡和服務能力成為第三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與時下熱議的消費升級、高端制造、“互聯網+”一脈相承，而這一切背后的勝負手就是人才。未來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很大程度比拼的就是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

　　這顯然不是專屬于一線城市的機會或挑戰，所有即將或正在經歷第三產業大發展的城市，都將面臨對人才需求的重新梳理和再定位。一線城市因為政策、地緣、歷史等因素先行一步，人才高地已初步建成，這批“新一線城市”也洞察到了瓶頸與機遇。

　　引入人才的突破口在哪兒?大方針是留住應屆大學生保存量，吸引新興產業人才創增量。但相比創造增量，守衛存量是“新一線城市”的當務之急。以武漢為例，這座城市坐擁87所高校、130萬名在校大學生，以單個城市的大學生數量看，在全國數一數二，然而武漢市人社局的統計顯示，2007年有55.3%的武漢高校畢業生留漢工作，此后五年，這一比例跌破50%。2011年，僅有不足30%的“211”院校畢業生選擇在武漢就業。

　　“原來把大學生當成孩子在看，沒有當成人才。現在看，覺得大學生是武漢的一個富礦。”武漢招才局的一位干部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稱。如此的心態變化不只發生在武漢，成都、南京、杭州等地也不約而同地把突破口鎖定在大學畢業生和各類產業人才(圖3)。

　　一線城市提供不了的，可以在“新一線城市”一步到位。但是，有了戶口、房子、補貼，就能留住人才嗎?這是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在思考的問題，他提出了三點意見：

　　第一，不管政府怎么給政策，最后留住人才的都是當地有吸引力的企業，政府不能只顧著搶人而忽視尋找并發展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

　　第二，如IT、金融等行業天生適宜集中發展，如果對于類似的熱門行業，各地政府都去搶人，由此造成的離散發展或許不利于把蛋糕做大;

　　第三，政府用公共資源補貼大學畢業生——未來潛在的高收入人群，是否有違公平?

　　對此，多年負責成都高新區人才工作的王磊有他的看法：

　　第一，以成都高新區為例，人才工作早在2000年就已展開，當時就被提到了和產業發展同樣重要的位置，工作一直在做，只是近一年受到的關注較多。就工作成果而言，成都地區的人才流動在過去10年完成了一個徹底反轉——10年前，60%~80%的成都高校畢業生離開四川、選擇到沿海地區發展，今天60%~80%的畢業生選擇留在川渝地區;

　　第二，政府當然要沿著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同樣以高新區為例，從2007年開始，成都的產業定位從以軟件服務外包為主的電子信息產業，逐漸發展到以生物醫藥作為第二主導產業，今天則以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經濟為三大主導產業。至于發展某一新興產業是否不利于把蛋糕做大，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場上看，其行為一樣是市場化導向，不可能不發展新經濟;

　　第三，關于補貼。首先它是過渡階段的一種政策行為，因各地對人才的需求而異，對于西部地區來說，它對人才的渴求程度一定更高，但人才流動最終一定是市場化的，隨著發展程度的提高，補貼肯定會在某個階段終止;其次，對于大學畢業生這批潛在高收入人群的補貼并不是有違公平，而是促進公平，因為過去政府一直做的是就業托底，低收入人群、就業困難戶甚至包括本地的科研院所人才，他們是公共資源投入的大頭，針對大學畢業生和外來人才的資源投入近年才逐漸增加。

　　在王磊看來，戶口、房子、補貼只是人才工作的一小部分，因為曝光度高，所以備受關注。就成都高新區而言，整個人才工作是圍繞建立一個完整的人才發展生態體系展開的。整個生態體系分為三個生態圈，分別側重在以就業為主的個人發展(職業測評、薪酬管理、教育培訓等)、關注人才在創業各階段所在的企業發展(創業啟動資金、天使投資、稅收優惠、高管補貼等)以及人才在生活居住方面的后勤保障(戶口、租房等)。

　　武漢東湖新區在人才工作上同樣采取了分層分類的思路，管委會人才辦主任曾玉梅介紹東湖新區將人才按金字塔結構劃分，針對不同層級的人才制定差異化政策。轄內企業也按核心人才所處階段分為種子型和存續型，前者側重在創業階段的政策支持，后者則主要協助企業在創新和研發上的投入和積累。

　　“搭平臺、定政策”是大多數“新一線城市”及轄內新區給自己的定位，大方向也都集中在市場化和國際化，不少“新一線城市”已經將吸引人才的觸角延伸到了海外，城市未來的發展目標不再止步于省際或者區域中心。雖然還沒像幾大一線城市那樣大張旗鼓地喊出要打造全國乃至國際創新高地，但暗藏的雄心并不小。

　　主導者如此賣力，人才又會怎樣回應?

　　人才去哪兒

　　如果關注微觀，很難看出人才流向的趨勢。有人因為一線城市房價過高決意回鄉發展，也有人因為無可替代的工作機會、多年養成的生活習慣、父母的醫療或是子女的教育而堅守一線城市。有人看到了正在崛起的“新一線城市”，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也有人駐足觀望，覺得讓人心動的工作機會還是太少、創新創業氛圍不夠濃烈……

　　但如果從相對宏觀的視角去觀察這幾年的人才流向，的確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新趨勢。智聯招聘此前發布的2017年大學生求職指南顯示，一線及“新一線城市”是去年應屆畢業生選擇的主要就業地。簽約在一線城市的比例最高，達到33.5%，“新一線城市”與一線城市基本持平，為33.1%。但從求職意愿看，“新一線城市”已經超越一線城市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就業區域。2017年應屆畢業生中希望到“新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達到37.5%，高于希望到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29.9%)，同時愿意在二線城市就業的比例也達到21.3%(圖4)。此次問卷調研最終收回的有效樣本達到9.32萬份，有一定代表性。

　　縱向比較，數據顯示2017年，32.8%的高校畢業生選擇到“北上廣深”工作，2016年這個比例為36%，在2013年則為51%。

　　再看具體大學的情況。北大應屆畢業生在過去三年的就業地點出現了一些明顯變化：第一，留在北京的比例從2015年的48.89%回落至2017年的41.68%，選擇上海的比例也從8.70%下滑至2.77%，唯一貢獻流入增量的一線區域是廣東省，比例從16.17%提升至22.10%;第二，浙江、四川、湖北等省份對北大畢業生的吸引力開始凸顯。在2015年，浙江省還只是被歸為“其他東部地區”，四川和湖北被歸為“東北、西部和中部地區”，去年發布的北大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已將這幾個省份單獨列出，選擇浙江的學生比例在去年達到了4.58%，四川省也在去年吸引了4.09%的北大學生，均超過上海;第三，在選擇四川和湖北兩省的北大學生中，近80%選擇了成都，近98%選擇了武漢。

　　內陸大學的畢業生就業地也在發生變化。在武漢，武漢大學過去三年的本科畢業生選擇留在湖北的比例維持在25%以上，這一比例在華中科技大學已突破30%。成都的情況則更明顯，電子科技大學過去三年的畢業生選擇留在四川的比例已達40%，這一比例在去年四川大學的畢業生已達47%。

　　“新一線城市”也逐漸成為海歸創業的首選地，《2017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顯示，熱門創業地中居前五位的依次是北京(24.3%)、上海(8.1%)、成都(6.6%)、廣州(5.9%)和武漢(4.4%)，這五座城市幾乎吸引了半數創業海歸。

　　移動招聘平臺BOSS直聘最新發布的報告則勾勒出了在新經濟領域的在職人才流動變化。近兩年，一線城市人才持續維持凈流失狀態， 2017年，“北上廣深”互聯網人才流失率達到0.38%，較2016年增加0.2個百分點。而二線城市在2017年的人才凈流入率達到0.45%，杭州、成都、武漢人才吸引力最高(圖5)。

　　當政府和人才都在兩端活躍時，真正把兩者串起來的連接器——企業又在想什么?

　　企業的算盤

　　入選國家“千人計劃”的海歸博士王暾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決定回川創業，方向是地震預警，剛回來的時候既沒資金也沒技術，但王暾符合成都高新區的引進人才標準，20萬元的啟動資金很快到賬。不過直到2011年，王暾和團隊還沒打磨出產品原型，每個月兩三萬元的工資很快發不出來了。關鍵時刻，高新區又配套了20萬元，這才度過危機。今天，王暾創建的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已形成了世界領先的地震預警成果，系統平均響應時間、盲區半徑、震級偏差等關鍵核心技術均優于日本，使中國成為繼日本、墨西哥之后第三個具有地震預警能力的國家。王暾說，他可能再也找不比成都高新區更適合創業的地方了。

　　王暾的案例既典型也不典型，典型之處在于，這樣的創業項目如果沒有成都高新區的連續支持，很可能走不到最后。不典型之處在于，創業本身是高風險事業，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對于轄區所有初創公司，指望通過政府的不斷資助最后脫穎而出并不現實。

　　政府在不斷釋放人才和產業政策上的利好，無形中抬高了企業的預期，一旦預期抬得過高，就很容易和現實形成反差。位于武漢東湖新區的康圣環球是一家專注區域市場的高端醫學特檢集團，企業已發展到了一定規模，公司并不擔心人才招募，因為武漢的人才儲備足夠豐富，關心的反倒是入職員工的安置問題，核心痛點是園區人才公寓的配套數量不夠。政府顯然已經制定并落實了相關優惠政策，但實際情況是企業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政策的兌現力度。

　　更多企業最關注的還是人才問題。同樣位于東湖新區的飔拓是一家專注于人工智能的初創公司，人力資源總監姜琦認為，飔拓不管是在校園招聘還是社會招聘都面臨挑戰。人工智能這個行業在過去一年已經成為“風口”，一些核心崗位甚至開出了超過20萬元的月薪，對于總部在武漢的飔拓來說，吸引武漢高校應屆生就已經意味著要和BAT們直接競爭，而今天的大學生都非常現實，爭奪有一定經驗的人才則難度更大。姜琦說，飔拓現階段的策略傾向于招募那些有本土情結、在事業上碰到瓶頸的人才。

　　陳文勇在一年前離開深圳，從騰訊加盟斗魚，擔任人力資源總監。本土情結是湖北人陳文勇最終選擇斗魚的一個主要原因，但他說，如果放在兩年前，自己再有本土情結也很難在武漢找到心儀的互聯網公司。斗魚如今已經是武漢光谷的一張名片，這家成立于2014年的直播企業率先在行業廝殺中走到D輪，估值已達150億元。但即便對于已經能開出跟BAT不相上下薪資的斗魚來說，人才問題依然嚴峻。地域及與之配套的產業生態對互聯網公司從業人員的思維模式影響很大，沖著直播和“獨角獸”慕名而來的大批新鮮血液要在斗魚迅速完成業務能力、管理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全面升級。斗魚的“煩惱”還在于，作為當地人才儲備領先的新興企業，無論是本地的創業公司，還是在武漢建立分部的成熟互聯網企業，都盯著從斗魚挖人。

　　處于不同行業、不同階段的企業在招人留人上碰到的問題差異很大，這種差異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所在城市的區別。雖然企業總體上對政府此番行動表示歡迎和肯定，但同樣也保持了相對理性的態度。說到底，人才最終的需求方是企業，最該操心的還是企業自己。

　　保持樂觀的正確姿勢

　　這場由“新一線城市”打頭陣的人才爭奪戰最終走向何處，不得而知。但我們更愿意持積極態度。如前文所述，新興產業占整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新一線城市”們顯然找到了路徑。

　　但保持樂觀并不等于盲目或冒進。

　　首先，這場或明或暗的搶人大戰未來還會被更廣泛地討論，也會有很多質疑和批評。“新一線城市”和一線城市之間、城市和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個人之間……共識會有，但矛盾同樣不少。

　　其次，今天的“新一線城市”和一線城市之間的差距仍相當明顯。一些指標在數量上或許有了明顯提升，但在質量和影響力上依然不在一個級別。頂尖學府的頂尖畢業生的首選一定還是海外或“北上廣深”，一如在職的頂尖人才今天除了一線城市外，可選項并不多。這也反映了一個城市或地區的企業實力，以去年A股IPO家數區域分布來看(圖6)，北京、長三角、珠三角依然遙遙領先，成都只有四家，武漢僅有一家。

　　差距同樣意味著機會，但不管是等待機會還是抓住機會，又都需要時間。“新一線城市”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推動產業聚集，而政府一樣有KPI，主政領導也會調離或換屆，當發展訴求和短期因素產生矛盾時，是否有耐心繼續培育?企業的成長更需要時間，今天叫得出名的民企巨頭，大多數都經營了10年以上，不少都已超過20年，“新一線城市”有一大批飛速成長同時也被寄予厚望的新興企業，它們是不是能同樣耐得住寂寞?如果大家都能熬得住，人才早晚會涌來。

　　好消息也需要時間。正如陳文勇和他面試的武漢高校應屆生們：過去只有一個選擇，先去大城市闖闖，轉身一看回不去了。今天他們依然信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只是一回頭，風景開始不同。